《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 - 易谦网

一、之所以在蒸汽技术和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全球化无从发生，原因并不神秘，就是成本问题（具体到成本的分类，有三种类型，这三类成本被称为三级约束；从一级到三级，解决的难度依次提高）。

第一级成本是商品运输成本——蒸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前，运输成本非常高。举例：一个苹果在当地卖一块钱，可能在几百公里之外就要卖到五块钱，这其中多出的部分，就是苹果的运输成本。

第二级成本是思想交流成本——一个苹果运到外地，价格已经非常高昂了，如果要卖给当地人，你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如果语言一样倒还好办，如果语言不通，那么还需要找翻译，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苹果的价格。

第三种成本是人员流动成本——在当时，人员流动的成本也非常高昂（万一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如何吃苹果，那么还需要从本地派出苹果专家，去当地普及苹果相关的食谱）。

三种成本叠加，原本1元一个的苹果，到了外地可能售价要10元一个，这种情况下，苹果的流通意义不大。因此，在当时，产品大多只能自产自销——第一次全球化之前，贸易的本质是人类与土地的捆绑，生产与消费的捆绑。

二、蒸汽革命及工业革命的发生，降低了商品的运输成本，这引发了第一次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崛起。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解开了绑定——在欧洲一国生产的东西，可以卖去欧洲其他国家，甚至是其他大洲（之所以一个国家会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而不是自己生产，是因为各国意识到，分工合作，对于各国都是有利的）。

大家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购买自己不擅长生产的东西，这样一来，所有人都是受益者——这一设想在商品运输成本高昂的阶段，无法实现，而蒸汽革命及工业革命让这一切变得现实可行。

虽说理论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生产是集中在受益于工业革命的少数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北方，这些北方国家的生产力迅速提升，由此引发了工业化、集聚和创新力的螺旋上升。

而之前位于南方的文明古国，由此拉开了与北方国家的科技落差——这一次距离的大幅度拉开，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分流”（大分流解开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绑定，一国生产全球消费成为了现实）。

由于思想沟通和人员流动的成本依然高昂，因此第一次全球化，也只是产品消费的全球化，而产品的生产过程，依然捆绑在了一起。

蒸汽革命及工业革命带来了消费层面的全球化，而我们更为熟悉的生产链的全球化，则是由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引发的——信息通信革命，降低了思想沟通的成本。

发生在1990年前后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让思想交流成本大幅下降，引发了一场被誉为大合流的历史性转变——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使得思想交流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因此在全球范围进行品质控制成为可能。

这样一来，企业主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自己的生产链了，在品质有保障的前提下，大幅度降低了成本；电话和电子邮件固然方便，但是还有很多更细致的工作，依然需要专业人员在现场才能处理妥当。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球企业都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便是在发达国家附近的发展中国家开设厂房，这样一来，就降低了成本，发达国家专家去发展中国家建设工厂的成本不会过于高昂。

得益于这一思路，日本的邻居中国，德国旁边的波兰，都成了企业投资的热点；而其他周围没有发达生产强国的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过高的人口流动成本，而错过了第二次全球化的快车。

我们看到前面两次的全球化，分别是得益于解决了商品运输成本高以及思想交流成本高这两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技术可能会触发下一次全球化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那便是可以解决人口流动成本高的技术。

由于目前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还不够强，因此很多对于延时和颗粒度要求特别高的工作，依然只能由人在现场处理——具体来说，网络让远距离沟通变为可能，我们可以通过邮件很方便地把文件和照片传送到世界各地，但还不足以支撑远程医疗等对于精细度要求非常高的操作。

因此，诸如外科手术或者修理价格高昂的设备这类场景，医生和工程师在现场操作，依然是作者认为当时的最佳方案。作者提出，如果下一代的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专业人员不在现场，通过远程遥控机器人，也可以提供同等品质的专业服务，那么人口流动的成本就可以大为下降了。

比如北京的外科医生，通过远程遥控机器人，为远在海南的病人进行手术，得益于高质量的网络，手术的效果与病人在北京手术室做手术一样好。届时，病人也就无需去北京求诊了。

但是，如果信息技术还无法提供完美的手术环境，比如在线手术存在严重的时间延时，甚至手术做了一半北京的医生断线了，这种情况下，病人还是坐飞机去北京动手术更安全，毕竟手术失败可能小命不保，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我国5G通讯的突飞猛进，远程医疗的应用场景日渐成熟，距离大规模使用的日子也已经越来越近了。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在被誉为大合流的第二次全球化中崛起，自身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得益于运气——具体来说，因为我们距离当时的制造强国日本很近，因此得到了参与这一次全球化的机会。

下一轮的全球化，取决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突飞猛进——掌握了核心的信息技术，就可以在下一轮的全球化中占得有利位置。这就是我国目前大力推进5G网络以及云计算的目的所在。

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1492年8月3日，说服了西班牙统治者伊萨伯拉与斐迪南，率船3只，水手90名，从巴罗斯港出航，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等地，以后又三次西航(公元1493年、1498年、1502年)，抵牙买加、波多黎哥诸岛及中美、南美洲大陆沿岸地带。

一心想去亚洲的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日抵达了巴哈马群岛，误以为是亚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其实是美洲大陆），所以称呼北美土著为印第安人（印度的香料在欧洲被贵族用来储存食物，很受欢迎）。

其实哥伦布之所以想去亚洲，无非是为了淘金（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印度的香料在欧洲都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受限于运输、思想交流和人口流动成本，彼时的商品很少流动造成了产品本地化、物以稀为贵的现象——当时的贸易本质就是人类与土地、生产、消费的捆绑。

1776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蒸汽技术带动了工业的变革，西方因此而崛起；而同期的中国则处在康乾盛世，歌舞升平，世界大同。

蒸汽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带来的是运输成本的降低、一国生产全球消费成为现实）、也拉开了西方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的科技落差（生产力迅速提升而由此引发了工业化、集聚和创新力的螺旋上升）；但还存在思想交流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过高的限制，工业革命引发的全球化实质带来的是大分流时代。

发生在1990年前后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让人类的思想交流成本大幅下降，引发了一场被誉为大合流的历史性转变（在发达国家附近的发展中国家开设厂房，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和人口红利，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企业投资的热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因此而受益）。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本质是降低了思想交流的成本，也触发了第二次全球化。当下的世界正处于一超多强的时代，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航天科技、新能源在内的高端科技正在发力打造全新的科技体验，人口流动成本的问题有望在大合流时期被攻克。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中、印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崛起，美欧日澳加等国也在全力围追堵截，站在世界之巅的国家没有永恒，中、俄、印或将异军突起；科技引领未来的时代正在到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终将在奋进新征程的路上看见彩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美好幸福的未来。